回憶我的兵戎歲月

 

桂仁

 

我一九一三年在廣西出生。一九二三年,我在南寧的一所小學讀升中學;初中畢業我繼續升讀高中,那時我基本還是個十多歲的大孩子。高中畢業,我考入駐在南寧的廣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,又在那裡學習了三年。一九三零年我完成這個相當高中水平的師範課程時,還不滿二十歲。一九三五年(24),我前往廣州名入讀軍校。本軍校學習的課程也要三年,但在學期中因生病,我提前退學。離開軍校,我又回到廣西。

 

在廣西,我在賓陽縣的一所中學教找到一份當教師的工作,教初中語文、地理、歷史等科目。一九三六年 (民25年),抗日爭爆發,同年我名入讀南寧“廣西軍事政治學校”(易名“中央軍校第六分校”)。我是該校第八期的學生。學習的課程本也是三年,但因日本飛機轟炸,學校被重損,不能留在南寧,要遷移桂林。因我自己也在轟炸中受了, 不能隨校搬遷,只好留在南寧。雖然未能去桂林,但我的入學檔案還留校裡, 所以仍然屬於軍校的學生。在南寧一段時間, 傷勢漸好,待完全康復後,我重新名入讀遷移桂林的學校,成該校的第十四期學員。一年,我完成學業,並奉命到第五區的第七軍當排長。此,我開始了在部隊的馬生涯,湖南到湖北,江西到河南、安徽等地,我到過很多地方,經歷了抗日爭、內戰等大小各種, 多次奔赴戰場,在火中視死如歸。

 

入伍不久之,我曾獲送到駐在桂林的陸軍大學謀班接受訓練。在那裡,我學到很多新的知識,這些知識後來在軍隊的發展很有助。我在桂林的那年,軍隊做了整頓,部隊領到新的武器和裝。離開桂林謀班,我又被派往第七軍的勤部,接受新的任,負責部隊補給和運輸工作。

 

一九四四年(33),我回到柳州,在第四區干部訓練團接受培訓.年底,訓練結業,我被調派到31軍。抗日火焰到廣西時,31軍奉命前赴桂林打保衛。桂林保衛是一聞名中外的大。雖然當時已是連長,但我仍上戰場直接鬥。那時三個排成一個連,滿額時全連該有兵員160人,但我的連只有120人。該打得極其激烈,早打到晚。日本兵也打得很凶狠,他們士兵分多點,我們包。日軍還用飛機轟炸,開炮襲。我們的部隊只能死守陣地。當時在桂林火車站背面防守的是393團,但軍校第十九期的官兵也加了鬥。我軍在火車站背面同日軍打陣地搶奪,槍炮轟隆,雙邊打得難分難解。

 

日軍有飛機作掩護,占空中優軍只有招架之功,沒有反之力。惡戰,我領的這個連只剩下大約20人,其余的死的死,逃兵的逃兵,時間不成軍。桂林最終失守,整座城市變成火海,被得體無完膚。除了部分軍隊營房和桂林城隍廟未被毀壞外,戰後的桂林城乎成了一片廢。那時的日本人軍隊裡,有很多朝鮮籍和台籍的士兵。朝鮮兵打仗特別凶狠,他們不放過俘虜;所謂寧錯莫放過,俘虜從不手軟。我在安徽和河南那時,就曾經遇上朝鮮籍的日本兵。桂林保衛一仗,軍只打了天便被迫敗走。桂林淪陷,南寧、柳州等地也先被日軍占領。日軍還准攻打貴州,但沒攻成。

 

桂林失守,我也隨軍撤退。由31軍的部不團結,打了敗仗,上級決定該軍解散,取消部隊番號。這樣一來,這個軍的許多官兵不得不各自找自己的去路。對於軍人說,部隊被取消番號是一種恥辱。但這一仗的確令31軍丟盡面子。後來人在廣島那邊扔了枚原子彈,日本人被迫投降,中的抗取得利。當然那是後話了。

 

我本人,離開被解散31軍我到湖南長沙。那時候在長沙,“干青隊”(干部青年隊)特別活躍。長沙那邊派我到衡陽行新的任;我加入了“干青”中隊的工作。在衡陽時,我捉拿了不少無能的地方官,包括肖干祖, 羅行安等人。後來干青部被解散,我又得像大家一樣,要自找生活門路。在廣東的第九和廣西的第十中隊之間,我選者,去船業部門接受培訓。我選廣西的原因,是因廣東我沒熟人。在船業,我加入了特警學校。但特警學校出來後,我卻找不到工作。是我去百色,想在那裡碰一碰運。一九四五年初,我南寧步行到桂西的百色。白色是一個人聚居的小城,比較偏遠。

 

一九四五年日本,雲南軍和廣西軍奉命前往越南接受日本軍隊投降。入越的軍部隊是62軍,軍長是王湊,他們是經廣西龍州線入越的。我也隨軍入越,但我們的部隊是經(原)廣東興到越南去的。東興有一條法人早期建的鐵,河水也不深。入越我們一路直到河。那時候越南那邊的陸路交通要比中這邊的好。我們在越南時遇見不少當地華僑,我還與其中的一些人接觸、結識。越南的華僑大多數來自廣東、福建人和潮汕地區,他們主要是靠做米糧買賣生。廣東羅定、新興等地到越南謀生的,大多開藥材店;做布匹成衣行業的,則是中山人和東人較多。在越南那些日子,華僑朋友有時也陪我們這些兵大哥出去走走看看,吃點早茶什麼的。後來我們收兵回時,也是經過芒街返回東興的。

 

越南回來後,我被調到廣東關。沒多久,、共黨不和,內戰打響,我又再次奉命走上戰場。一九四六年(民35年),軍很多軍校面臨解散。在成都,除中央陸軍學校的主校准保留外,其它地方分校都紛解散,連第六陸軍學校的第二十期也保住。但我還是被派往軍管中隊,入讀業的軍事課程。後來獲派往廣州,再後來到漢陽張發到。在廣東那些日子,我被授予捉拿漢奸的任。那時我已升為參謀,少校軍銜。張發,宋子文到廣州,成立了新的保安團。我又奉命到肇慶的省糾察隊第三分隊,職位還是謀,是情報參謀官,肩上帶兩顆星。那年我才三十開外。當時,廣東那邊的時局特別雜。李漢南左派,陳濟棠是南霸天。李漢南趕跑陳濟棠後,令很多人失業,連我自己的飯碗也難保。後來我與一位正在北伐軍團當官的舅父取得聯系。通過私人關系,他把我63軍,很快我就被提升中校謀。

 

一九四八年解放軍逼近廣州, 也就是在那年的冬天, 我的第一任妻子患病不愈,令我極為傷心。 那時候醫學沒現在這昌明, 一般疾病都治理不了。解放軍大部境廣州時, 63軍被迫急撤廣西。第二年,63軍又宣告解散。當時我還在曲江,時走投無路;後來到廣州,但仍然無可事事。 正當不知所措時, 我偶然碰見一位老上司。此人正好在地方部隊做事,是當地海軍第三艦隊的長官。他原先曾與成立廣東突第一縱隊,是縱隊司令。我們見面,他安排我當大隊長,賜給我中校軍銜,要我加珠海保衛,防範解放軍入珠海。番激,解放軍還是攻占了珠海,並於後來一舉南下,解放了粵西南和海南島。而我所在的第三艦隊,是由三個自衛隊組成的個突中隊,沒有陸兵,兵員不足。解放軍包上、下川島時,我們不得不招收當地海盜加入隊伍, 補充軍力,抗解放軍。鬥打得極度激烈、極度殘酷,畢竟那是你死我活的搏鬥。但事實證明,我們決心死守也無濟於事,珠海保衛軍真的打得。當時參戰的有不少是自地方民團的士兵,他們的武器很落,基本不能打仗。敗陣之,我們的殘余兵力隨第三艦隊的運輸船逃跑去了台,那是一九四九年底。

 

我們撤退去台前,廣州那邊還有民黨防部的“鐵青”組織, 還有美人培訓和指揮的情團,這些人在廣州還相當活躍。但解放軍向東挺進時, 軍只能節敗退, 不能抵。當時我的心情十分苦,而且還生了病。待我病好了點,“鐵青”和美人的情團安排讓我去台。我們是香港乘船去台的。那時要去台的人太多, 買票不容易, 沒有郵輪,我們只能坐貨船前往。

 

到台灣後,我們這些大陸的部隊被派到團管區。當時我們的任是管理個縣的事。但民團始終是民團,我們這些兵沒啥實力,做不了什麼大事。我的身份大約算是副縣長級別。後來我又被提升上校。軍人一般靠打仗才有機獲提拔,但那時已經沒仗可打,不再有獲升機,所以我這個上校軍銜實際是有名無實。由在團管區我們搞的是民事方面的工作,所以大家只知道我有中校軍銜,沒有人稱我上校。無論如何,用這個上校的軍銜總結我的馬生涯,感覺還是很好的,畢竟“治”和“管”是性質不同的碼事。但總的說,我在台的團管工作還算是有點成績的。我的任主要是在防部的團管區等候命令。因蔣經的副官是我的舊同學,有一次我去和他面,還與蔣經有一面之交,並同他合影。其實我還見過蔣石本人次。我和蔣經合影的照片和當時所穿的軍裝一直保留著,只是後來到了香港,我後來的妻子因怕惹麻,便那些穿軍裝的照片都給了,張也沒留。

 

我在台只呆了一年左右,後來便各種職退了下。一九五一年我離台到港。當時香港的形也很混亂。有一個在教做事的人,因曾在1950-51年間加過民黨的活,到香港不久便被仇家槍了。那時香港有三股力,即美中央情報局、張發奎勢力和李宗仁力。這三股力在香港明爭暗鬥,興風作浪。李宗仁曾想拉攏我加入他的力,叫我去衝繩做巡邏特,說那裡的生活條件很好。但我不去,因那時我已經在香港重新立了家室,有了孩子。我知道我們當中很多受過訓練的人被派往大陸活。有的甚至到中越邊界的十萬大山縣一帶。他們是由美中情局出錢派去的。但我死也不去,因我知道那裡危險,去了就凶多吉少。事實證明,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去了都沒有回

 

在這漫長的歲月裡,我經歷了無風險,其中好幾次至今我記憶猶新。有一次發生在安徽合肥。一天我去看望我的好友張軍長,到門口時警衛團的個衛兵不讓我進去,我和他們吵了起,忙亂中開了槍。子彈雖沒有中誰,但就是這麼槍,我被關進監獄個多月。監獄回來後,我被降職,解除正長官的身份,降副長官。雖然我的待遇基本照舊,但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力了。

 

十年代兵戎生涯,若果你問我什麼在抗日爭年代,中軍隊打得不好,大道理我不知,但就個人見解,或者我可以說點。首先是我們的兵器不足、不精良。連隊的兵員也不足。就拿我的那個連隊說,上去是160人,但實際只有120人。把人數報大了只是了多拿薪水。當時的政府也窮的可憐,經常出現沒有軍餉、沒有薪水的情況。而且,貨沒有價值,市的物價又高,我這個連長的月薪買不起100斤大米。即使團長也未必過得很舒坦,普通士兵的生活艱苦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。很多人未上戰場,早已餓死在連隊裡。那時全的抗口號是“與河山共存亡”,但我們的士兵大都是農村出混口飯吃的農民子弟,很多人是被拉的,新兵平時並怎麼訓練,沒經過門軍訓,沒作經驗,到打起仗,士鼓不起。沒有一種什麼主義的信念,便沒有拼死的精神。

 

在台退休時,我領到一大筆退休金,所以到香港成家五三年開了間制衣廠。制衣廠剛開不久時,我就有二十台制衣車,雇了不少工人。在當時說,這個規模算是不錯的了。我的制衣廠主要是領、送材料,直接制衣的則是由其它廠的車工完成。制衣廠原先設在旺角,後來遷去土瓜,生意越做越紅火。一九六零年我的第二個子出生時,我的制衣廠生意如日中天。後來我的大,在英安家。一九九四年我工廠交給我二子打理,然後來英同大兒子家人團聚。

 

在英國一眼快近二十年,我現在的身體還算不錯,天暖和時我和老伴出去走走轉。適當時候我們還回香港去探親訪友。大陸改革開放,我也曾先後幾次回去,重游當年自己曾經出生入死的戰場,還碰見過其中一些曾經相互為敵的面孔。我們這輩人十年前因接受不同的思想影響而追求不同的理想,各其主,奮生命置之度外。如今老的老,走的走,剩下的也沒人。今年我剛好100歲,紀路漫漫,想起以往的經歷,不能不讓人噓感嘆。想不到人雖老,但那些刀光影的歲月仍固留腦底。我曾想過自己的故事講出,和大家分享。我的孫女是英國一主流紙的專欄撰稿人,她也曾經想過以我的故事出。但我畢竟是年紀大了,許多細節已記得不太清楚,許多人的名字或事件的日期也記不太准確,所以在這裡我只能講個簡短、大致的情況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此文完成于2014   草原2016推荐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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